天人合一  •  呼伦贝尔

      著名的草原呼伦贝尔大草原,绿波千里,一望无垠,微风过,羊群如流云飞絮,点缀其间,草原风光极为绮丽,令人心旷神怡。呼伦贝尔地域辽阔,风光绚丽。草原上,水草丰茂,河流从横,大小湖泊,星罗棋布。

      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呼伦贝尔草原富饶的自然资源孕育了中国北方诸多游牧民族,因此被誉为“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成长的摇篮”。阅读全文...

旅游地图  •  呼伦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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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民族的摇篮

        呼伦贝尔被誉为我国古代游牧民族的历史摇篮,是因为她具备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大兴安岭纵贯其南北,岭东是气候温和的宜耕丘陵地带,岭西是一望无际的宜牧草原,大兴安岭仅海拔500~1 500米左右,中生代以来,气候湿润,森林密布。大小河流3 000余条,南流北淌,大小1 000多个沼泽湖泊星罗棋布。优越的生态环境,养育着各种植物动物,给人类提供了栖身和衣食的条件。

  几千年前的呼伦贝尔,不仅大兴安岭及岭东广阔丘陵地带是大森林,而且岭西今日的干旱草原也应是森林草原,这已被近几年呼伦贝尔的考古资料所证实。最近在巴尔虎草原上发现的古墓群中,不仅出土了大量的桦树皮随葬制品,还有用圆木截成长两米左右、做成粗半米的独木棺。可想而知现在的无树干旱草原,那时一定分布着树木参天的森林条带,没有树木,狩猎经济的古人类是无法生存的。



  随着人类经济形态的变化,社会的进步,生活在森林中狩猎采集经济形态出现了第一次大分工。那些依靠畜牧业谋生的部落离开了山林,迁往肥沃的草原地带,过着游牧生活。那些靠采集为生的部落,又将迁往更温和的宜耕土地。而呼伦贝尔草原,正是由狩猎经济转向游牧经济理想的地方。

  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就是在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从游猎经济走向农业经济的。这种转化过程,往往条件越好的部落和氏族,其发展的步伐越慢,而条件较差的部落和氏族反而在大自然的作用下转化的快些,因而形成了有先有后,有的轰轰烈烈,有的则无声无息,这就是“天时”、“地利”的作用。生活在大兴安岭东西两侧的古代民族,正是这样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改造着他们自己。

  见于中国史籍中的北方游牧民族有匈奴,被称为“胡”,在其东侧为“东胡”,也是最早见于史册的呼伦贝尔古代民族,其活动地域广阔。其中心位置在哪里,尚未明确。《史记索引》称“东胡在匈奴东,故曰东胡”。又称“东胡在大泽东”“大泽”即今呼伦湖,说明东胡是居住在我国东北西部,黑龙江上游的大兴安岭两侧的呼伦贝尔地区。近年来,在乌尔逊河、海拉尔河、额尔古纳河、辉河、伊敏河流域发现大量的压制石器、陶器等遗物充分证明了这一事实。这里的细石器极为丰富,在数百处遗址中,精美的石镞、石矛、石叶、刮削器、切割器、尖状器、石核俯拾皆是,呼盟文物站采集的有特点的细石器标本达万余件。从这些石器的用途上看,当时的人们过着渔猎生活,经多次C14测定,其绝对年代距今6 000~4 000年之间,相当于新石器中晚期,属于东胡及其先世的遗存。例如1985年7月在陈巴尔虎旗东乌珠尔苏木发现的细石器墓出土石器、骨器、玉器、牙饰及装饰用材料270多件。其中细石器203件,包括石镞、石刀、石钻、尖状器、石片等。尤其令人叹为观止的是148件石镞,其加工精细,精美绝伦,均通体压剥,锋利无比,有的侧刃微弧,有的刃缘平直,有的尾翼飞薄,有的脊棱分明。这些细石器制做工艺技术发展到如此完美的程度,充分说明生活在这里以狩猎经济为主体的氏族部落,开始向更高级的经济形态转化。



  商代以来,东胡活动在商王朝正北方。近年来,在海拉尔西山出土了陶鬲,在陈巴尔虎旗出土了玉璧,在伊敏河岸出土了青铜短剑,这些典型器物表明,在青铜时代,呼伦贝尔地区的文化是东胡族创造的,并与以后的鲜卑文化有着明确的承继关系。

  东胡的后裔鲜卑族,是我国古代从呼伦贝尔草原第一个进入中原建立封建王朝的游牧民族,对民族的大融合,人类历史的进步,中华民族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

  鲜卑遗迹,在呼伦贝尔大地,比比皆是。早在60年代初,首次发现了扎赉诺尔鲜卑古墓群,为鲜卑考古开拓了广阔领域。尤其是1980年在大兴安岭北段嘎仙洞内发现了北魏太平真君四年的石刻祝文,确定了大鲜卑山即今大兴安岭,鲜卑族的发源地就在呼伦贝尔。近几年来,又在克鲁伦河、伊敏河、海拉尔河、辉河、根河、额尔古纳河,及至大兴安岭的阿伦河流域的草原上、丘陵森林中,发现了十余处与扎赉诺尔墓相同文化类型的墓群,足以证明当时鲜卑族如《魏书》所载“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之众。

  鲜卑旧墟石室的发现,不仅证明了鲜卑石室东南不远的地方当是乌洛侯国所在,而其国北又有:“古乌丸之遗人”,可见乌桓人。乌洛侯国人都应当在呼伦贝尔这块土地上生活过。后来建立了辽王朝的契丹人的族源,目前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其源于鲜卑,是有一定道理的。

  隋唐时期,呼伦贝尔地区的古代民族被称为室韦,而且发展很快,先由五部扩大到九部,又达“二十余部”(《新唐书・室韦传》)。目前对室韦的族源还众说纷纭,但呼伦贝尔大地孕育了这支游猎民族则是确信无疑的。“室韦”一语,蒙语为“森林”之意,“喜桂图”之音转,现在的牙克石市原称喜桂图旗,是大兴安岭林区腹地。在牧区,树木多的地方,牧民称之为“喜桂图”。至今在原始森林的额尔古纳右旗,还有一个以“室韦”命名的镇。这从地名学角度证明室韦人曾是呼伦贝尔林区的主人。由于呼盟气温低,“冬月穴居,以避太阴之气”(《北史・室韦传》),“或为小室,以皮覆上相聚而居,至数十百家”。而这种“寝则屈木为室,以蘧萨覆上,移则载行”的居住方式,是很难留下遗迹的,所以有关室韦文化类型在考古学上尚未确定。尤其是室韦的葬俗是“父母死,男女众哭三年,尸则置于林树之上”《隋书・室韦传》。现代的呼盟阿荣旗查巴奇地区的鄂温克人死后,也有的将死者用桦树皮或苇席包扎好,放在野外人工搭成的木架上施以“天葬”。这就难以留下考古资料。最近,在额尔古纳河下游的原始森林中,发现三处半地穴式古代居住遗址,出土大量陶片。尽管在这三处聚居遗址附近均未发现古墓,但相信解开室韦文化之谜为期不会远了。



  蒙古民族,起源于蒙古室韦,不仅《蒙古秘史》上记载了成吉思汗的故乡在“额尔古涅昆”,即额尔古纳河流域,而且也正在被呼伦贝尔的考古研究资料所证实。蒙古的王族和所谓“纯洁的”蒙古,源于七世纪的蒙兀室韦。据《蒙兀儿史记》载:“古时,蒙兀与他族战,其军仅遗男女各二人,遁入一山,斗绝险戏,唯一径通,出入山中,壤地宽平,水草甘美,乃携牲畜居之。后世地狭人稠,乃谋出山,而旧径芜塞,且苦艰险,继得铁矿,洞穴深(穴遂),伐木积炭,篝火穴中(穴牛)七十年,剖草为(革何),鼓风助火,铁石尽熔,衢路遂辟”。目前虽然对这传说中的仙境和冶铁遗址尚未确切地在莽莽大兴安岭中找到,但其记述的地形地貌恰是呼伦贝尔草原与大兴安岭的过渡地带,记载的蒙古族早期活动的地名都在呼伦贝尔。如“额尔古涅昆”是指今天的额尔古纳河,“海剌儿”就是海拉尔河,“怯绿连河”即克鲁伦河,“阔连海子”即呼伦湖,“合利温山”即大兴安岭。

  蒙古室韦从森林中走出,进入呼伦贝尔大草原后逐渐强大起来,以其部族“蒙古”的名称在北方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蒙古族。成吉思汗于1206年建立了统一的蒙古汗国后,按照蒙古人的传统习俗,每个儿子都可以从父亲的遗产中分到一份财产,做长兄的成吉思汗,把呼伦贝尔大地看做是属于他父亲也速该的财产。他把新巴尔虎右旗以西、克鲁伦河中游一带草原分封给他的异父同母的小弟别勒古台;把新巴尔虎左旗南部哈拉哈河上游,乌尔盖河及大兴安岭南侧,分封给三弟合赤温的儿子阿勒赤台;把海拉尔河、呼伦湖以东,包括新巴尔虎左旗北部,海拉尔市、陈巴尔虎旗、额尔古纳左旗、额尔古纳右旗等广大土地分给其二弟合撒儿;把辉河、伊敏河以南、包括鄂温克旗、牙克石市南部、扎兰屯市、阿荣旗、莫力达瓦旗直至嫩江一带,分封给他的幼弟斡赤斤。现在,经考古工作者的努力,在呼盟大地上已考证出成吉思汗二弟合撒儿的故城即额尔古纳右旗黑山头古城。并已公布为内蒙古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又初步认定鄂温克旗辉苏木西北17公里的巴彦乌拉古城是成吉思汗幼弟斡赤斤的故城。在成吉思汗的弟兄中,有四个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而老三又早逝,与成吉思汗最亲近的就是老二合撒尔和老四斡赤斤,他俩的封地正是呼伦贝尔腹地。足以证明,成吉思汗本人把呼伦贝尔这块土地视为父亲留下来的本族的发祥地,而其他蒙古高原、欧亚大陆则是由他征服的,属于他自己的财产,则分封给他自己的儿孙和功臣。



  目前有些学者仍认为蒙古族源于匈奴、突厥。并提出了很多的根据,这里要说明的是:呼伦贝尔是蒙古族的发祥地,不等于后来所有的蒙古人都出自呼伦贝尔,拉施特在《史集》中已明确地解释了这一问题,“由于塔塔尔极其伟大而受尊敬的地位,其他突厥部落尽管种类和名称各不相同,也逐渐以他们的名字著称,全部被称为塔塔尔(鞑鞑)。这些各种不同的部落,都认为自己的伟大和尊贵,就跻身他们之列,以他们的名字为名。正如现今,由于成吉思汗及其宗族的兴隆,由于他是蒙古人,于是有各种名称和专称的各种突厥部落,如扎剌亦尔、塔塔尔、斡赤刺惕、汪古惕、客列亦惕、乃蛮、唐兀惕,为了自我吹嘘起见,都自称为蒙古人,尽管在古代他们并不承认这个名字。这样一来,我们现今的后裔以为他们自古以来就同蒙古的名字有关系并被称为蒙古”。

  我国历史上的游牧民族中,有很多都是在呼伦贝尔这块土地上度过自己的童年。早在1963年,翦伯赞先生在《内蒙访古》中就指出:呼伦贝尔“这个草原一直是游牧民族的历史摇篮,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游牧民族,鲜卑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都是在这个摇篮里长大的,又都在这里度过他们历史上的青春时代。”“呼伦贝尔草原不仅是古代游牧民族的历史摇篮,而且是他们的武库、粮仓和练兵场。”这一精采的概括已渐渐地被呼伦贝尔的考古材料所证实。翦老例举的几个古代民族只有女真人不是源于呼伦贝尔,他们是古代肃慎族的后裔,源于长白山和黑龙江下游一带,但是女真人曾把呼伦贝尔当作他们的“武库、粮仓和练兵场”。大兴安岭东侧有一条古代长城,就是女真人修筑,当地百姓称之为“成吉思汗边壕”,扎兰屯市靠近边壕的重镇以此命名为“成吉思汗镇”。在大兴安岭西北部,北起额尔古纳右旗上库力经陈巴尔虎旗至苏联境内,又折向满洲里,从新巴尔虎右旗到蒙古人民共和国也有一条古代长城,有的地图上也称为成吉思汗边壕。对于这条古代长城的断代,因无史可查,学术界尚有三种说法,即辽、金、元三说。我们认为是金代修筑的,这是因为女真人从狩猎经济走出来后,三江平原的地理条件,使他们很早进入了农耕经济生产形态,因而也就决定了他们形成了较稳定的地域观念。农业的定居生产要求,需要抗拒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的侵扰,便采取了中原民族修筑长城的防范措施。这两道几乎平行的长城之间的呼伦贝尔大地,就成了他们的“练兵场”。而随着畜牧转移的游牧民族,居住的是易迁徙的穹庐,能够在草原上留下遗迹的只有古墓葬和散落在地表的器物而已。凭借当时“逐水草而居”的生产方式,对草地完全处于自然利用状态,几乎不施行建设和保护措施。随着牲畜头数的不断增加,草原逐渐因超载过牧而发生大面积退化、干旱、沙化、沙暴等灾害,加上自然因素,就造成周期性的牲畜大批死亡和生态系统的恶化。当这里不适应畜牧业生产时,他们便追逐水草迁徙他乡,这大概就是北方游牧民族一次又一次历史南迁的原因吧!但大兴安岭作为天然屏障,它制服了西北吹来的风沙,请进了东南飘来的雨雪,对呼伦贝尔草原具有卫士作用,使遭到破坏的草原在大兴安岭森林的医治下,相隔一段时期又恢复了生机,一个新的游牧民又在这里形成。几千年来,东胡、丁零、柔然、鲜卑、乌桓、室韦、蒙古和锡伯等民族,就这样相继出现在呼伦贝尔这块土地上的。



  北方古代游牧民族一般没有文字,而中原史籍中,写的只是王朝史,只有那些能统一当时各部、建立政权、成为一代天骄的少数民族才能进入中原的历史典籍中。就是那些虽然发展成为大的部落联盟,但没有建立政权的东胡、丁零、柔然、室韦等古代少数民族,都很难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找到他们的历史记载,何况那些弱小的、被统治的民族,就更难找到他们的影子了。所以要把呼伦贝尔古代民族的历史搞清,主要靠考古手段来实现,同时还要靠民族学、生态学的密切配合,深入调查研究才能实现。今天的呼伦贝尔仍是很多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全国仅有的鄂伦春族自治旗、鄂温克族自治旗、达斡尔族自治旗都集中在呼伦贝尔盟,他们还都保留着自己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习俗,尤其在其他旗市中还有14个少数民族自治乡(苏木)。不仅保留着本民族的风俗习惯,而且还保留着各自不同的经济形态。如居住在大兴安岭深山老林的鄂温克、鄂伦春,还保留着游猎经济形态;居住在森林草原的浅山区各少数民族处于半猎半牧经济;居住在草原上的巴尔虎蒙古族、布里亚特蒙古族则以游牧经济为主;居住在岭南丘陵山区的少数民族则处于半牧半农经济状态。在这25万平方公里的呼伦贝尔大地上,生活着32个民族,从事着人类历史上的狩猎经济、游牧经济、农耕经济及今天的工业经济,在这个发展序列上,还保留着各类经济形态的过渡形态,整理和收集现代民族文物也是研究呼伦贝尔历史民族的重要内容和必要方法。

        呼伦贝尔盟的文物考古工作起步较晚,力量薄弱。但由于这里的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文物丰富,几年来发现仅细石器遗址和出土点200多处。这足以证明,这里曾是狩猎民族长期休养生息的地方。还发现各种不同类型的古墓群50余处,在一些古墓中,随葬品有牛头、马头和牛蹄骨等,这也证明了历史上,这里是游牧民族长期活动的地方。在呼伦贝尔盟境内,还遗留着33座古代城堡,它们建于哪一朝代、属于哪个民族目前大部分尚无定论,但呼伦贝尔这块土地曾是我国游牧民族的历史摇篮这一结论当是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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